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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田曉菲:沒有通讀大量“全集”不應寫文學史

        點擊數: 次   錄入時間:2018-09-15 02:49   編輯:湖南冰云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受訪者供圖)

          當談起田曉菲,很多人對她的認識莫過于“北大歷史上最年輕的天才學生”和“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這兩個印象。誠然,10歲發表詩集,13歲即從中學直接升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讀英美文學專業,19歲成為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博士生,35歲成為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這些年少的輝煌無疑為田曉菲的人生寫下相當傳奇的注腳。然而,如果我們再仔細讀田曉菲的文學評論和學術專著,我們會驚訝地窺見這位學者在人文學科領域里努力創造的貢獻。

          近日,田曉菲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她,并沒有遠離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的滋養和熏陶,失去自己的特色和個性。相反,她汲取西學的經驗和方法,立定獨特的研究視角,開拓出新的漢學研究景象。若言田曉菲的學術之“志”,便是如她自己說過的,向往著杜甫所描述的“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境界。

          對于重新評判和重新理解經典的形成,給重寫文學史帶來的問題,田曉菲曾指出,我們現在閱讀的古典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古文學的面貌,往往是經過了“中介”(mediation)的。問題是:這個面貌是一個經過了編輯、加工、刪削和取舍之后的圖像,即一個經過了中介的圖像,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古文學時,應該首先觀察文本被中介的過程,以求對文學史產生較為復雜和全面的認識。比如說,在《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一書中,田曉菲以寫本文化作為切入點研究陶淵明,提出在寫本文化中,讀者不僅體驗作者,而且更通過對異文的取舍來重新塑造文本,以使文本符合自己心目中的作者形象,從而生產或創造出一個作者。再比如說,在《烽火和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一書中,和《劍橋中國文學史》由田曉菲負責撰寫的從東晉到初唐的章節里,她指出我們對南北朝文學的很多偏見,都和保存了南北朝文學的文獻資料來源有關,如果不檢視文獻來源的特殊性質和取舍決定,不檢視史料記載下來的佚書情況,就不可能對一個時期的文學史作出符合歷史實情的判斷。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田曉菲正參與主編《牛津系列:中國古典文學〈西周到唐末〉研究手冊》的工作,這本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手冊”系列之一種,不僅介紹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和領域,比如“文學”的界定、別集、類書、手抄本文化等,也對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研究的一些思考框架,比如“中國小說”、“俗文學”等,作出形而上的反思。此外,田曉菲的英文著作《神游:中國中古與十九世紀的行旅寫作》中文版預期明后年在國內出版,書中把出現在同一歷史時期、但是往往被分置于文學、歷史和宗教研究領域的各種不同材料放在一起進行讀析,希望借此消解現代學科劃分所帶來的一些不自然的后果。用她的話來說,立足于二十一世紀,回顧二十世紀初期形成的一些學術和思想范式,會發現它們也是“中介”的形式之一,在寫作文學史時應該意識到這些“中介”如何影響和局限到到我們的視角。

          文學本身充滿了各種偏見

          《文化廣場》:國內有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只出現李清照一位女性,其他版本可能還會順提到朱淑真?梢哉f,在既有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女性幾乎是處于極邊緣化,甚至完全被忽略的狀況。當然,這跟古代父權思想導致形成的文學傳統有關。但是如果從《詩經》開始讀起,其實詩歌一直有著女性特質的發揮和貢獻。您怎么看待這種女性創作在中國文學史“失蹤”的現象?

          田曉菲:明清時代有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得到較好的保存,現在學界對其研究其實相當多,如果在國內大學的古代文學史教材中失蹤,大概是文學史寫作和實際學術研究存在脫節。

          《文化廣場》:在您參與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就包含了青樓文化、女性作家這樣的主題。對于國內很多文學史著述而言,這是非常具創見新穎的。不知這可否稱《劍橋中國文學史》要努力發掘、正視和建立女性文學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的實際價值和地位?

          田曉菲:文學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學本身就充滿了各種偏見:階級的,性別的,民族的。有時階級偏見大于性別:在古代文學里很少聽到“老百姓”的聲音,這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內。有時性別偏見大于階級:在古代社會,哪怕社會上層的女性也不包括在“士”這一群體里面,“士”這一階層所代表的價值觀,是一個特定社會階級之男性成員的價值觀。文學史也必然是文化史,因此不應忽略這些偏見。

          文學研究必須有歷史意識

          《文化廣場》:從某種意義來講,《烽火與流星》可算作您的一本“個人文學史”,將在歷來的中國文學文化傳統中被忽視與貶低的梁朝進行重新審視和評估。相比國內學界傳統的詮釋模式,您這種對古代文學史的“顛覆”是建立在怎樣的思考上?您在文學史寫作中會把自己的生命領悟融匯進去嗎?

          田曉菲:如果《烽火與流星》以及我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負責寫作的南北朝章節和以往文學史敘事存在任何分歧之處,那么都只是完全建立在對原始材料的泛讀與細讀之上。我尊重前輩學者的論述,因此才會明確地提出其論述并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但我信任的是原始文本,因為是原始文本,而不是現代學者對文本的論述,構成了文學史的基礎。

          《文化廣場》:您在《烽火與流星》的序言中還提到“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我們反思現當代中國國學研究乃至海外漢學研究中的‘文化政治’問題以及意識形態取向”。國內關于文學史的重寫,尤其是現當代文學,很大程度上是與意識形態評價糾纏在一起,幾乎都以非文學因素為主。您怎么看待這種文學史寫作的“文學”與“史”的不對稱結合?

          田曉菲:文學研究必須有歷史意識。這個歷史意識包括對文學史寫作者自身所處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有清楚的認識。對古典文學研究者來說,必須反思二十世紀初葉首次書寫“中國文學史”時的意識形態和話語系統。對二十世紀初期建構起來的很多文學史概念仍然作為不言自明的真理進行全盤接受,沒有分析和批評,會造成很大的局限性。

          需要很多的知識和眼界

          《文化廣場》:羅宗強教授曾舉例歷史上被認為在古文運動的前期起過重要作用的吳少微、富嘉謨,《新唐書·藝文志》說他們各有集10卷,現在吳留下來的只有文6篇,富只有文4篇,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兩人與古文運動有何關系。也就是說,由于作品的散佚和失傳,我們在著述時能多大程度恢復復雜的文學史概貌?面對目前所見的史料,怎樣的描述又才算符合歷史的真實?

          田曉菲: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你說的這種情況在中古文學來說特別突出,我在《烽火與流星》、《劍橋中國文學史》章節以及關于秦漢以后子書的寫作中都談到過!拔膶W考古”應該不僅注意保留下來的完整的作品,也注意斷簡殘篇,更注意沒有流傳下來但是確知曾經存在過的作品。此外,在寫文學史時,應該意識到我們的局限,明確承認我們的局限,并且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們的局限,而所有這些話題都應該是一部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很多的知識和眼界,才能知道我們不知道什么。

          《文化廣場》:您在《塵幾錄》一書中也探討了歷史的真實問題,強調中國手抄本時代的文本如何因為后代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構和變形,這讓我想起了陳寅恪先生說:“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蹦敲催@種文學典籍的真偽演變對于文學史的撰寫又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田曉菲:這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三言兩語難以說清。在研究中古文學也就是手抄本時代的文學時,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擁有的文本是從哪里來的,又是怎么來的?我們如何對待不同的文本來源,而這些不同文本來源帶來的異文告訴我們一些什么?一旦認真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文學史研究就再也不可能原樣照舊來進行。

          詮釋須植根于文本和歷史

          《文化廣場》:近二十多年來,隨著西方理論越來越多地進入國內,一方面確實打開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視域;另一方面,有些學者往往喜歡站在自己的預設立場隨便套用,將其強加在中國文學文本上,機械地解讀文學現象和作品,貌似看起來很新穎,結果卻是“雙重誤讀”。您在哈佛大學的教研過程中,碰到過這種情況嗎?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田曉菲:提出“誤讀”,就說明心目中有“正讀”!罢x”到底是什么?“正讀”只有一種嗎?這不是說可以任意詮釋,因為詮釋必須植根于文本和歷史;但是比起“誤讀”來,“不讀”才是最大的問題。在我看來,盲目重復本國的傳統批評概念、沿襲前人的批評視野,就和機械套用西方理論術語一樣,都是文學研究的誤區,但是比起后者,前者的危險性較少得到正視,因此也就更致命,最終傷害到的不僅是學術研究本身,也是對我們所熱愛的文學傳統的謀殺。

          《文化廣場》:那么,當我們在運用西方文藝理論時,有沒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田曉菲:對西方文藝理論,不應該是僅僅學習一些術語,而是應該把握其中的思考方法或者思考角度,看看這種思考方法和角度是不是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此外還應該有一種歷史感,因為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有一個很長的傳統,所以我們在借鑒時不應該只取表面,而應該加深自己的學養,了解這一豐厚的傳統。其實中國文論也是一樣。中國古典文論非常精深,并不是像“五四”時期的某些知識分子所說的那樣只是一些印象性的個人感想,而是有它自己的歷史和結構。對古典文論,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應該熟悉和了解。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應該把它們作為學術研究和思考的對象,而不是再繼續在我們自己的研究里沿用和套用古人的術語和概念。我們常常把古代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把現代的東西當成“西方的”,有時大概因為覺得吸收了西方的東西太多,忍不住就更是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東西,似乎惟恐連這一點東西也失去了,變得一無所有。這種態度依我看來很不正確,而且對自己是有害的。

          《文化廣場》:此外就您觀察,國內對待西方漢學研究的態度有沒存在誤區?

          田曉菲:比如專注于細節而忽略其治學手段和學術思想,或者認為中國古典文學是“我們的”,“外人”的體會不可能和本土人士一樣,因此缺乏權威性。我認為,在細節方面,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對待本土學者和國外學者,因為本土學者發表學術文章從來不必對其中引用的古典文本進行翻譯或者箋注,也很少作出文本細讀(除了所謂作品鑒賞之外),所以實際上掩蓋了很多在對文本理解上存在的差異和多樣,也掩蓋了不少解讀上的錯誤。然而,“過去”即“他鄉”,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文化上,我們現代中國人和古人的距離,都已經非常遙遠,必須通過刻苦的努力,才能真正對過去作出具有歷史主義精神的、有層次感的理解。

          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我們應該有一種真正寬廣的胸懷。只有這樣,才可以不僅有益于中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使得中國豐富偉大的文學遺產真正成為世界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而不是被委屈限制在一個由“本土之玉”組成的小圈子里面。

          理想的文學史不是充滿結論

          《文化廣場》:自1988年學界發起“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后,更加推動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史的撰寫,據有人統計,大概接近1600種。而您認為也“談得太多了,寫來寫去,很少看到什么新意”。在您看來,導致這種量多而質低的原因是什么?當下哪些文學史著述讓您覺得有“新意”?

          田曉菲:青年學生在看作品之前,已經讀了太多文學史,腦子里充滿了各種結論;帶著這些結論再去看作品,看到的不過只是已經預先設定的結論。如果有作品不符合那些結論,一般來說根本看不到,就算看到了也忽略不計或者削足適履地曲為解說。還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去看作品。如果一部文學史不是建立在閱讀原材料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閱讀其他文學史的基礎上,那么不要說新意,恐怕就連文學史寫作的基本目的都難以實現。

          《文化廣場》:國內有學者出外訪學時,感慨外國高校并不是特別重視文學史,反倒重視文學作品選本,結果更能使學生加深文學感受。而國內學生在上中國文學史時,即使不懂任何一篇作品,但通過各種道聽途說,足可應付考試,但于文學的理解似乎并沒多大作用。當下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反思:我們拔高了本應是在輔助位置的文學史。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田曉菲:不看作品、不懂作品,確實是最大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比寫出第1601部、第1602部文學史重要多了,也困難多了。一方面,閱讀作品應該發生在閱讀文學史之前,或者至少同步進行,而且閱讀文學史最終是為了幫助我們閱讀文學。另一方面,沒有首先通讀過大量的“全集”,不應該去寫文學史。

          《文化廣場》:您心目中有沒有“理想的文學史”?

          田曉菲: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史應該基于對原始材料的廣泛閱讀與精讀,不是基于對以往文學史的閱讀;應該提出問題,而不是充滿結論。提出的問題,應該展現出新的研究視野,足以打開新的研究領域。同時,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史不止一部,因為不同的讀者群體對文學史有不同的需要,寫給不同預設讀者的文學史,不應該是相同的。

        來源:網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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